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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煥亭:高鴻《平凡之路》——文明的浴火與涅槃

文章來源:陜西作家網發表時間:2020-05-21

  

  《平凡之路》

  作者:高鴻

  出版社:太白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內容簡介:

  本書為陜西作家高鴻創作的長篇小說,是2017年中國作家協會定點深入生活資助項目,全書50萬字,是一部描寫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新農村發生的滄桑巨變,農村青年田安國進入城市后,從最初的迷茫徘徊到融入企業,最終因各種矛盾沖突離開體制,經歷了挫折和陣痛,他遠涉重洋到德國打工,回國后進行創業,帶領家鄉父老鄉親共同致富的故事。該書為中國作協2017年定點深入生活支助項目,作者歷時五年,足跡遍及陜西旬邑、河北華北油田、北京、深圳及新加坡、德國慕尼黑等地深入采訪,梳理主人公當年艱辛的心路歷程。小說時間跨度四十余年,與祖國改革開放同步,情節波瀾壯闊,跌宕起伏。主人公田安國面對困難百折不撓、孜孜不怠的精神令人感動,讀來熠映幽暗,燭照人心。

  作者簡介:

  高鴻,陜西富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陜西長篇小說委員會委員、《西北文學》期刊主編。已出版長篇小說《沉重的房子》《農民父親》《血色高原》《黑房子,白房子》《青稞》(《愛在拉薩》)《情系黃土地》《平凡之路》,長篇報告文學《艱難超越》《一代水圣李儀祉》《水無窮處—南潯筆記》及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等600余萬字。曾獲吉林省第二屆新聞出版精品獎、柳青文學獎、陜西省報告文學獎、第二屆孫犁文學獎、第八屆冰心散文獎等。入選“陜西百名優秀中青年作家資助計劃”。

  為您推薦楊煥亭先生精彩評論《文明的浴火與涅槃》,邀您共賞。

  文明的浴火與涅槃

  ——讀高鴻長篇小說《平凡之路》楊煥亭

   

  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說:“小說的雄心不在于比前人做得好,而是要看到他未曾看到的,說出他未曾說出的?!?/strong>高鴻就是這樣一位不斷開辟題材新視域的作家。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平凡之路》在當代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闊遠歷史背景下,以史詩的基調,抒情的筆觸,反映了一群地處渭北高原腹地的青春生命穿越貧困,走向市場,與世界擁抱,在經濟全球化風雨中浴火涅槃,重塑形象的命運歷程,從而為多姿多彩的文學畫廊增添了田安國兄弟這樣完全不同于梁生寶、孫少平、孫少安的嶄新形象,表現出作家與文學陜軍一脈相承的創新品格。

  在當代中國群雄競秀的文學格局中,陜西作家向來以長于鄉村敘事而以鎰稱銖。合著這個文學方陣的鏗鏘步伐一路走來的高鴻,以《沉重的房子》為始點,在《農民父親》《血色高原》《情系黃土地》《青稞》等長篇作品中,展示了不同時代農民的“遷徙”歷史,從而為如何深化鄉村敘事打開了一面新的窗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平凡之路》是作者這種探索的進一步延展。這種延展賦予作品以時代的高度,這就是要改變貧窮,就必須從精神到靈魂走出傳統的生存方式,融入現代文明的激流。值得注意的是,高鴻并不以對立的形而上學的思維看待傳統與現實的關系,而投之以歷史邏輯的承接。因此,作者筆下的田安國兄弟是帶著兩種文化基因走出大山的,一方面,他們從父親特別是伯父身上繼承了中國農耕文明勤勞、善良、誠信、寬容、忍耐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在北京高校外國語專業畢業的大哥田建國帶給他們現代、開放的文化影響。田建國從走出故鄉的第一天起,就為自己設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這就是一定要把父親膝下被束縛在鄉村的七個兄弟全部帶到外部世界去,不論他們是投身軍營還是登上三尺講壇,是成為國家體制內的工人還是成為走出國境的尋夢者,但他們生命“綻出”的歲月航程中始終有一條基線,這就是將自己塑造成為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日重復一種單調生活方式的父輩完全不同的“現代人”:他們對城市文明的精彩誘惑充滿了向往;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度以外的土地充滿著好奇;對打造屬于自己獨立的人生風景滿懷憧憬;對構建能夠充分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平臺充滿著自信。從生命詩學意義上說,這正是人改造世界和目的論的表現。從文化史角度說,它也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們這種對城市文明能動的親近,把世界裝在心中的襟懷,這種帶著濃郁“意義意志”的文化自覺,在“梁生寶”身上不曾有過,甚至“梁生寶”對進入城市的人采取的是一種極端排斥的態度;在“孫少平”身上隱約顯現過,但因了時代的局限,他遠沒有田安國想得高、走得遠,直到最后,也沒有像田安國那樣走出國門;在“劉高興”身上也星星點點地有過,但劉高興就是一個農民在城市中“流浪”的形象,他沒有像田安國那樣用現代文明重塑自己,也沒有自覺融入城市的文化氤氳,更不具備與市場相適應的城市品格。我不是說,高鴻的小說在總體藝術水平上對前者是一種超越,而是說,正因為題材和人物的差異性,奠定了《平凡之路》的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正如別林斯基所說:“在一部真正的藝術品中,一切形象都是新穎的,沒有重復之弊,而是每一個都過著獨立的生活。不管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多么浩如煙海,它在任何一部作品中都絕不會有任何一個特征重復自己?!?/strong>

  當作家高鴻把筆下的人物置于“人”“在世之世”的“此在”狀態加以審美時,就發現,“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被谶@種理論自覺,作家力圖借助“矛盾”特別是“心靈”的“對立矛盾”,展示“人”實現現代化歷程中精神的洗禮、意志的磨礪、靈魂的再塑和身份的蛻變,從而賦予作品以濃郁的生命詩學特征。與生存環境的沖突,構成田保國與田安國兄弟離開鄉村后的第一個挑戰。當他們帶著擺脫貧困的強烈欲望告別鄉村,走向一個陌生的人生驛站時,才驚異外面的世界不僅有精彩,更有著許多的無奈。夢寐以求的華北油田,并不似他們想象的樓房鱗次櫛比,大道通衢,車水馬龍,繁花錦繡,而是“玉米地里孤零零的幾頂帳篷,四周凹凸不平,一片荒蕪?!北谶@里吃的第一頓飯是“高粱米炒白菜”,“一盒飯吃了一半就倒掉了”,與四哥保國相比,安國遭遇的,除了“會戰大道是一條鋪了石子的土路,兩邊幾乎沒有什么建筑”,“馬路兩邊抬眼望去是一棟棟帳篷、板房和泥棚”的艱苦環境,還有在建國和衛國離開后,突然襲來的“一種巨大的孤獨感”。這是與鄉村那種“雞犬之聲相聞”、“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的單調散淡完全不同的“孤獨”。飽含著父老體溫的土地給了他們生命,卻沒有能夠給他們以健康的肌體。只上了兩年初中的安國掄不動“十二磅”大錘,而被下放到油田農場“種稻子去了”,“因為在車間里,沒有人愿意和他搭伴”。而保國也因為“文盲”而被分配到油田教導隊食堂做了當一名炊事員。人物的品格與個性正是通過這種生存沖突得以層次清晰地呈現出來。早年從槐莊子父親和伯父那里承繼下來的善行和韌性,成為他們尋求人與環境相融相偎的巨大力量,而田建國不斷注入的嶄新理念又使得他們逐漸認識到,雖然從物質層面說,眼前的境況甚至比鄉村更要艱苦,然而,從精神層面說,他們擁抱的正是代表著人類未來的工業文明,他們實際上已經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由此不難看出,為什么作家要用巨大的篇幅去描寫主人公在槐莊子那一段童年時光的浪漫和“幸?!?,為什么要設定大哥建國先于其他父老鄉親走出黃土地的人生經歷。盧卡奇語:“人物,必須在他們彼此之間,與他們的社會存在之間,與這存在的重大問題之間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賴上被描寫出來……”相對于人與環境的沖突,人與社會存在的矛盾構成高鴻小說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馬克思在談到“人”時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碧锝▏寻矅捅蛞粋€新的世界的同時,也就意味著他們要面對比槐莊子、梁莊更加復雜的社會關系。油田不僅是一個巨大的蘊藏著豐富資源的物質場,更是各種力量和觀念的激烈角逐場。一方面,在田安國追尋夢想的路上,不斷從董長順、張榮慶、李強、范宇、陸書記等人乃至普通好人駱鴻越、周師傅等人身上感受到權力正能量的陽光和人格的雨露,得以從農場調進油田機關;另一方面,又因為各種利益沖突而被卷如人事紛爭之中,承受了被排擠出機關、被研究所冷遇的人生痛苦。這些,都成為作家賦予人物“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資源和動力,田安國正是在這樣的沖突漩渦中、矛盾的風口浪尖上淬火鍛鋼,日益成熟,日漸豐滿,成為一位不斷創造人生輝煌的藝術形象。然而,作為一位秉持“意義意志”的作家,高鴻顯然不愿意讓人物走向文明的腳步就此止步。他追逐著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春潮,讓作品中的人物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不僅在社會主義時代文明中“勞其筋骨”,更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苦其心志”。在四哥田保國的引薦下,田安國終于告別祖國,到慕尼黑尋找自己夢中的人生巔峰。憑借從父輩那里繼承下來的優秀品格,從田建國那里汲取來的當代意識,他從最底層的“廚師”起步,在兩種文明碰撞中登上新的舞臺,在驚心動魄的市場旋流中學會搏擊風浪,駕馭市場;從遭遇莫妮卡和丹尼爾欺騙到得到卡斯巴瑞老人、歐偉雄、梁達夫等友情援助對比中體驗不同文明的沖突與包容,透視人性的復雜與多面。生活,就是一座烈焰熊熊的熔爐,它把故事的主人公熔煉成具有“世界人”品格的實業家。這也許是高鴻作品所要達到的價值彼岸。再是人與自身的矛盾。對于從渭北高原走出來的田安國和田保國而言,與生存環境、與社會存在之間的矛盾,最終在人與自身的矛盾交織處得以外化。他們都是帶著農耕文明的烙印進入現代文明旋流的。除了先天的基因限制了審美的目光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身文化與時代的落差。正是在這一個層面,作家呈現給讀者引人注目的亮點。從安國到保國,他們都試圖通過完善自己的人生圖譜而獲取融入世界的資質。從文盲到掌握一門外語;從懂得一般翻譯到能夠精通地與對手談判,從收獲事業到收獲愛情,他們的人生獲得了質的飛躍和升華。作家帶給讀者的啟示就在于,文明的進步歸根結底是人的屬人的本性的美學肯定,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價值凝聚。至此,高鴻以歷史的高度,時代的目光向讀者勾勒出一條彌漫著夢的爛漫、張達著理想壯美,洋溢著奮斗快樂,閃爍著人性綺麗的“平凡之路”。如果說,在宗教意義上,“涅槃”乃是指修證佛法所能得到的修證結果。那么,對于《平凡之路》中的主人公來說,重塑一個“新我”,當是生命浴火的必然。誠如馬克思所說:“人”在與自然、社會和自身的沖突中“練出新的品質”,“發展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弊髌纺腿藢の兜氖窃诮Y尾時,讓田安國懷著濃濃的鄉情,以一個“世界人”的風采回到故鄉旬邑,并且在那里建起屬于自己的小型啤酒廠。這種對母文化的深情回眸,讀來如陽關三疊,余音繞梁。字里行間散發著人文溫暖?!肮枢l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故鄉在另一個層面是人……”

  讀一讀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不難發現,致力于史詩性與抒情性為一體,幾乎成為大部分獲獎作者的追求。正如獲獎作者徐則臣所說:“呈現出人類復雜內心才有深度,也具有難度,并不是非得寫大歷史,你的格局才大,才有深度……人的內心比時代更為廣闊……”《平凡之路》通過一群普通人的命運歷程和心靈延展史,特別是田安國非自致角色的9次重大轉換,折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變革與每一個國民的緊密關系,成為當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發展的影像。它雖然沒有采取宏大敘事,然而卻具有史詩品格。一是結構的開放性。作品雖然設定了主人公田安國兄弟事業、情感的發展基線來結構故事,但在如何展示故事矛盾沖突、人物命運顛簸以及情感變化過程,卻并沒有采取傳統的線性敘事,而是追求一種“強干繁枝”的結構范式。以人物命運的“歷時態”為經,而以“共時態”的社會生態為緯,做橫向的延伸和擴展。當作者把人與環境的、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矛盾轉換為行為主體人的沖突時,矛盾的另一方不但始終沒有一種穩定的態勢,而且載體也處在一種動態轉換之中,從而形成一種人物眾多,各自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便為新的人物所取代的格局。因此,直到故事即將降下帷幕時,仍然不斷有新的人物粉墨登場。不僅如此,在總體結構的設計上,作家突破了中國傳統敘事“大團圓”的窠臼,并不刻意為主人公營造一個光昌流麗的結局,而是將回鄉后的重重困難擺在主人公面前,從而為讀者審美留下巨大的時空留白。這對于傳統敘事結構是一種藝術層面的顛覆,它顯然與作家借鑒西方現代主義的結構意識有著密切關系。正如契訶夫所說:“藝術的角色是提出問題,而不是提供答案?!睋艘膊浑y看出高鴻不斷尋求新的結構范式的探索精神。二是敘事的發散性。與“強干繁枝”的結構模式相聯系,《平凡之路》的敘事也更加嘯傲林泉,出入無間。從華北油田到古都北京,從走出國門到投身市場,伴隨著人物非自致角色的頻繁轉換而帶來的故事多線頭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難度很高的挑戰。為著交待故事的背景,或者為了強化人物的角色色調,而嵌入大量的插敘,特別是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數據,例如對國際市場上啤酒銷售形勢的介紹,兩個梅婉婷在不同時空下的出場;雖然沒有出場,卻成為事件樞紐的陳明身份的交待,作者都以“敘事人”的身份,信手拈來,達成一種美學層面的統一和協調,并且不忘提醒讀者為什么這個人物要在這個特定的環境中出現,“如果沒有興趣,可以略去不讀”,這樣,就為欣賞主體提供了多元的進入通道或“入口”。另一方面,為著交待上一章隱含的故事線索,輔之以大篇幅的倒敘追溯回眸,也給讀者帶來別樣的閱讀感受,有一種“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況味。其實,怎樣寫,從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范式,采用怎樣的敘事,不僅取決于題材對形式的要求,更見證作者駕馭作品的功力。三是語言的抒情性。巴爾扎克曾經把小說稱為一個民族的心靈秘史。這也正是史詩作品的“詩性”所在?!靶≌f的內容是心靈出發尋找自我的故事,是心靈接受檢驗而且由此找到其本質的歷險故事?!保ūR卡奇語)《平凡之路》以揭示復雜環境下人的心靈世界和心靈旋律為審美取向之一,從而把抒情發揮到“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詩美境界。那“秋天是豐饒的季節,是對人們勞作一年的回報”的心曲回環,那“這棵發財樹一直陪伴著偉安達公司發展壯大、風雨兼程20年,成為偉安達的一棵幸運樹、吉祥樹、幸福樹”的詩意象征,那“人的一生會遇到兩個人,一個驚艷了時光,一個溫柔了歲月”的哲理比喻,那“無論多大的世界,等到你與他相遇時,小得只剩下一個路口,繞不過去,這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的意思是,你必然遇到她,她必然邂逅你……”的思想靈光,表現出作家豐富的美學體驗和深厚的語言修辭功力。長篇小說怎么寫,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小說,說到底是一種形象思維的結晶,如何更進一步寫出中國特征、民族氣魄,走進讀者心靈深處,熱切期待高鴻不斷有新的探索和成果,裝點姹紫嫣紅的文學芳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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